抗战老兵,永远的丰碑

采访中的三次落泪

因为我们不希望老兵们的离去如雁过无声,所以我们才争分夺秒地留存下他们亲历的每一个细节。

这是一段良心使然的旅行。

3个月,奔走近7000公里,遍访福建九地市,我们四个年轻人,敲开了100位福建抗战老兵的家门。

这也是一段与时间赛跑的旅行。

就在这短短的3个月里,共有4位老人,在我们采访后匆匆辞世归队。其中一位,甚至在我们采访后两天便走了。

这还是一段常有泪水夺眶的旅行。

在战壕开满鲜花的今天,老兵们口述呈现的战争细节,让我们得以用常理和人性,重新感受他们当年的苦难与疼痛。

一次流泪,是为林孝祥。

1937年,抗战爆发,还是马尾海军学校的学生的他被调北上。他也成为国民革命军海军的一员。面对日军的一流海军实力,他们的北上注定悲壮。抗战伊始,中国海军几乎全军覆没。随后,残余的战友们被调至长江航道布置水雷。因为白天有日本飞机,布雷行动都在晚上。每一次出征,都要壮行,因为都可能是不归途。12月的长江水,苦寒入骨,林孝祥和战友们要穿着短裤,在水中连续待上4~5个小时。我问他,你不会被冻死么?他说,很多次都差点冻死,人捞上来时已经硬了。我们流泪,是因为我们可以想象,12月份的长江水有多冷。

另一次流泪,是为梁惠国的战友们。

1944年,云南的怒江边,中日两军隔江对峙。每日,子弹炮弹如暴雨般互相倾泻。每日,辎重兵梁惠国都要开着老旧的卡车运送受伤的战友们。卡车上,重伤的士兵发出声嘶力竭的呐喊,鲜血正在咕咕外流。残酷的是,他们知道,以当时战地的医疗水平,他们不可能有救。这点,车上的医护兵也知道。于是,在一段可怕的心照不宣后,重伤的士兵被直接扔进一旁怒江的峡谷。“沿着怒江那条10多公里的公路上,弥漫着尸体的臭味”。这已经完全超乎了我们对战争的所有想象。我们流泪,是因为我们可以想象,如果被扔下去的士兵还有一口气,他将在怎样的绝望中死去。

还有一次流泪,是为了杨志道的战友们。

71年前的一天,16岁的少年杨志道顾不上流泪,因为在湖南这座叫鸡脚山的山谷里,119名中国军人刚刚停止了呼吸。很多将士的遗体还与日军的尸体紧紧纠缠。3小时前,这片山谷里听不到一声枪响,可怕的寂静里,只有刺刀摩擦肌肉的沉闷响声、以及人的呐喊和呻吟声。全连125人,杨志道是仅存的6位之一。他用白布裹起一具具战友的遗体,昨天,他还和他们谈起明天的战事。他们草草安葬了战友,立起一座简陋的纪念碑。这时,他的刺刀上,3名日军的血已风干。我们流泪,是因为我们可以想象金属刺进身体该有多痛。

让我们红了眼眶的,远不止这三个故事。不吝笔墨地写下这些记忆,只因为细节,或许才能让我们感知到他们的疼痛。

这样的记忆,仅仅是我们这次记录中的百分之一。在全国,仅有几千名还健在的抗战老兵。不久的将来,他们将离去,这些带着痛的记忆将随之埋葬在遥远的过去。

可让我们流泪的,不只是老兵的过去,也有他们的现在。

在我们走访的这100位抗战老兵中,有52位的月收入,在1000元以下,其中的大部分在500元以下。有部分老兵,甚至只能领到每个月55元~100元不等的高龄补助。他们的养老,如同大部分农村老人一样,基本靠子女。子女的孝顺程度,直接决定他们晚年生活的质量。

但是,比起微薄的收入,他们更看重的,是来自国家和社会层面的认可。

在我们走进他们家门之前,很多老兵,都会庄重地换上自己最好的衣服,别上志愿者送给他们的抗战胜利纪念章。

一位老兵在临终时,甚至嘱咐家里人,把我们写他的文章,打印出来,挂在自己的灵堂上,作为自己的祭文。

令我最为意外的,是一位叫张秉钧的老兵。他是黄埔军校通信科的毕业生。在我们采访的10天后,老人辞世。临终前,他嘱咐家人,一定要把他的遗像处理成穿戴黄埔军装的样子。我想,1年半的黄埔学习时光,在老人90多年的人生里只是短暂一瞬,是什么样的荣誉感能让他自豪终身?

今年,恐怕是最后一个有抗战老兵参加的抗战胜利十年纪念。虽然很想挽留,但这一代人终究会悄然离去。因为我们不希望他们的离去如雁过无声,所以我们才争分夺秒地留存下他们亲历的每一个细节;因为我们知道了他们的恩情从何而来,所以,出于良心,我们和全国成千上万的志愿者、记者走到一起,共同用行动救赎我们内心的愧疚。